作者：汪信砚
陶德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不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取得了突出学术成就，被誉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哲学宗师”和“学界泰斗”，而且言传身教、立德树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先生”。
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哲学家
2013年5月31日，陶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一文。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研究课题，更是我们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都应当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可称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他认为，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首先必须准确地提出问题，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中国的实践，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问题“有用”；同时，还必须自主地研究问题，即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自己的“坐标”，要有建立在科学根据基础上的民族自信。陶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始终坚持准确地提出中国问题和自主地研究问题、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哲学家。
1953年，陶先生大学毕业即被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选为学术助手，由此开始了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生涯。1955年，24岁的陶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中关于“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后来《简明哲学词典》作者也接受了批评并作了修改。此后10年中，陶先生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对当时中国实践中的若干紧迫理论问题作了独立探索，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陶先生积极投入到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那场对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影响至深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陶先生不仅提供了毛泽东同志当年给李达先生的三封论及理论问题的信，经有关方面报党中央批准后在《哲学研究》首次发表，对当时促进理论是非的澄清起了重大作用，而且鲜明提出、深刻分析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为什么理论、逻辑证明、认识对象都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问题，系统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批驳了“两个凡是”，在学术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陶先生又先后明确提出和深入探讨了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一是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实践标准判定的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判定的是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综合和发展，它实现了认识的真理性原则和实践的合理性原则的统一；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基础，但“三个有利于”标准又确实比前两个标准更进了一步，运用在改革实践中更好操作，更便于检查落实。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道德原则问题。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主导地位，但必须科学地规定无产阶级道德的内容、具体地应用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区分无产阶级道德对不同群体的要求、坚持全人类的公共道德并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道德遗产。三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问题。他指出，社会稳定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范围内能够促进改革、加速发展的一种可控和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要使社会系统处于最优的有序状态，必须将其与改革和发展统一起来考虑，充分吸取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重视反腐倡廉、经济制度改革、可持续发展、国际环境及其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并从经济发展、民主立国、依法治国、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制定和实施实现社会稳定的长远战略。四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他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作了深入批判，强调在当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放眼世界，以广阔的胸怀放手吸取世界文明大道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陶先生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出版和发表了系列论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和论域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深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李达先生所参与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为其后继者提出和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铺置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注重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教育家
陶先生是一位特别注重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和教育管理工作中，他对应该如何育人、为学、为文、育才等有关教育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并阐发和践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理念。
第一，教育之道，首在成人。
陶先生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成人，即教学生做人。而教育要成人、成就高素质的人，就应该真正成为素质教育，成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群育（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相统一的综合性的教育。现今大学生的素质确实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从“产品”的状况反观“生产”过程的得失，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改革的方面实在太多，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首先，分科太细，难以形成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培养所需要的高品位文化氛围。其次，入学考试办法不合理。统一命题，使各个学校的特殊风格和对选拔考生的特殊要求都没有了。按标准答案评分，不仅难以测试出考生的实际水平，而且还会窒息学生的思维。按总分排名录取，则会使那些在某一方面很有特长和培养前途的学生失去深造的机会。
陶先生指出，大学生在素质方面的缺点是与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分不开的，因此，素质教育应该从中小学抓起。他认为，中小学的素质教育特别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德育与其他方面教育的关系。德育应该贯穿在智育以及体育、美育和群育之中。二是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应该着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表达思想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三是灌输与启发的关系。不必绝对排斥灌输，应着力于富有启发意义的灌输。
第二，为学之道，首在立志。
陶先生认为，为学不仅要有高远的志向，还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切实的创新能力，而为学的高远志向也只有通过学术创新才能落到实处。“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口耳之学，辗转传抄，拾人牙慧，是稗贩之技，非为学之道也。”但是，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创新如不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只能是说空话。不符合实际、不符合规律的东西，貌似新奇，实为谬误，于人于己，有害无益。他特别强调，虽然学贵创新，但创新本身实属难事。“然而学问之道，岂有捷径哉？必也敝一生精力，孜孜以求而已。涵濡百家，驰骋中外，融会贯通，积厚发薄，然后可以言创新。”因此，面对学界“‘轰动效应’之说孔炽，‘突破’也，‘填补空白’也，其声不绝于耳，乃至有以论著字数论成就者”的浮躁学风，陶先生心中充满忧虑，并劝诫年轻学者勿为所动。他语重心长地说，为学须心如止水，“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乃成大器”。
第三，为文之道，首在晓畅。
陶先生历来重视文风，认为文风跟学风一样都至关重要。他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风格各异，势所必然。强求一律，反成八股，千人一面，索然无味矣。然文字究为作者表达思想之工具，读者理解作品之媒介，简洁晓畅之功，似不宜置之不顾。” 为文之道，首在晓畅，自古就是如此。陶先生引用孔子和苏轼的话来加以印证：孔子云“辞，达而已矣”，苏子瞻谓“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晓畅就是通俗易懂。陶先生多次引用苏轼对杨雄的批评，即“杨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用以针砭学界那类故作高深、刻意晦涩、佶屈聱牙、玄之又玄的不良文风。他指出，把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明白晓畅，深入浅出，文理自然，逸态横生，引人入胜，那才是真功夫。
晓畅就是简洁凝练。陶先生强调，文章的质量和水平与其篇幅长短并无本质联系，废话连篇、“水分太多”，反而会“淹没”其主要之点，让人不得要领。
晓畅就是中国人喜闻乐见。陶先生指出，有些人写文章热衷于生硬地搬运外国名词和句式，读起来好像是用汉字写的洋文。他强调，“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当然，有选择地吸收外国词汇和表达方式也是必要的，但是，吸收什么、如何吸收，却应该视需要和可能而定，而且要使它们融入本国的语言体系。
第四，育才之道，首在识才。
陶先生指出，人才培养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生产。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土壤条件和生态环境，需要营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对于真正的人才来说，能否被赏识是影响其成才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人才不能像工业产品那样按规定的工序进行“标准化”的生产。如果无视学生的个性、不因材施教，必定会压抑他们的创新精神。因此，他特别欣赏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强调要不拘一格地育才、识才、爱才、用才。他认为，“格”有大小之分，为人的大“格”是必须恪守的，而其他的“格”、个性的“格”则要多样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其所长就行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英才辈出、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的局面。
陶先生认为，正因为人才都是有个性的，所以识才极不容易。他用很多典型个案说明，虽然学历、学位也很重要，但衡量人才的第一位的标准应该是实际的学养、水平、能力和实绩；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对于那些“偏才”甚至“怪才”，应该不拘一格、为他们开辟成长的另类渠道。他还强调说，一将难求，三军也不易得；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都要高度重视、精心培育和合理使用。
在陶先生看来，识才并不只是伯乐的事情，更应该依靠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培养不仅要遵循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还要高度重视学科的特殊性和个人的特殊性，切忌一刀切。现在对中青年学者水平的评价指标过于量化了，对他们的要求也急了一些。同时，各种评估、申报、填表等也耗费了他们很多时间精力。所有这些，使得他们难以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坐不住“冷板凳”。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大先生”
陶先生认为，学者要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解决各种理论或实际问题的过硬本领，但“更重要的是做人”，因为知识和本领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古人不取，现在同样也不行。”这里所说的“大道”即大智慧，特别是仁德。“闻君子之大道”，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陶先生说：“正确的政治方向、远大的人生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毕竟是立身之本。”陶先生一向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就是一位“闻君子之大道”即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大先生”。
陶先生以德为基，慎独修身，淡泊名利，荣辱不惊，高风亮节，举手投足间都透着鸿儒硕德，其德性涵养和道德境界令人感佩而心驰神往。他胸襟广博，雍容大度，乐观豁达，仁厚善良，其方寸之心能海纳百川，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而以德报怨。他的公正无私和宽厚仁慈，曾使许多人感动流泪，也让他的同事和弟子感受至深。有些弟子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几十年，经历无数不平事，却从未见他动过愠色和怒容。他总是对弟子们说，人无完人，要看到和学习别人的长处，要能容人之过；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讲信修睦、广结善缘。他温良谦和，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凡是与他有过切近交往的人，无不对他的可敬可亲留下深刻印象。
陶先生是以德立学的楷模。1953年，李达先生挑选刚刚大学毕业的陶先生作为学术助手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个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了就把摊子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李达先生的这些话，陶先生一辈子都铭记在心，也一辈子都在付诸实践。
陶先生也是以德施教的榜样。他宽厚慈祥，平易近人，风趣幽默，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在无形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对学生们来说，陶先生是恩师也像慈父，是长辈也是朋友。
陶先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听他的教诲如沐春风。在教育实践中，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他给予学生的始终是那种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心灵的教育，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懂得应该如何为人、为事和为学。
陶先生爱才惜贤。他乐于助人、甘为人梯、精心呵护和不遗余力地扶掖中青年学者成长的许多事例在学界传为美谈。在谈到陶先生的高尚师德时，武汉大学同仁赞称：“道不远人，非大德难为师范，是真佛但说家常”；学界则誉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众多中青年学者，都得到过先生热诚和无私的扶植和关照。”
陶先生学为人师，德为世范，用他的学术人生成就了文章与道德的完美结合，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统一，其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功惠社会，传诵学界，润泽桃李，众口皆碑。（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
（转载自武汉大学新闻网）